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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章士钊经办的公司及其经济思想

来源:硕士论文网
  

 

摘要:章士钊是近代着名的无党派人士。他一生建树甚多,争议也最大。他先后经办过多家公司,但大多是为革命需要。
  他最早接受西方先进理念,在国内广泛传播,他的政治理想、法治观念,一直为人们所重视。但他的经济思想很少人重视。农业立国争议最大,产业经济已为人首肯。但其经济思想如同其政治思想一样,以调和为主。这种观念,是湖湘文化的特点之一,在今天仍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章士钊;公司;经济;湖湘文化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章士钊这个知名的无党派的人士与经济无关,更不会办公司。实际则恰恰相反,不仅抗战胜利前后,他着手组建了实业公司,开始商业运营,而且早年的办杂志、开事务所,都是公司性质的经营。就是最早的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也是以公司的名义操作的。但他所办的公司大多是非营利性的,也好景不长,没有取得多少实利。这与时代有关,也与湖湘文化的传统一脉相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对全面理解湖湘文化,正确看待经济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章士钊是清末秀才,历经五个朝代,在21世纪舞台上活跃了整整70年,以93岁高龄辞世。按常理,这样的人与经济挂不上钩。实际上,章士钊一生经办了不少公司。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与鲁迅所读的江南水师学堂的总办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俞明震。不过鲁迅在其叔祖父的监督下循规蹈矩,以优异成绩留学日本。而章则带领一群同学闹事,到上海加入了爱国学社。后来编译了《大革命家孙逸仙》,名声大震,被同乡陈范聘请为 报》主笔,并最终酿成近代史上着名的“苏报案”。章本人因俞明震的关系没有被捕。接着,章士钊在创办《国民日日报》的同时,创设了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出版革命书籍。这是章士钊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后来,章士钊因革命被捕,公司不了了之。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聚集东京。因孙中山追究黄兴的责任,黄又不愿辩论,只好出走海外。临行前,将13本进步人士支持革命的部分经费给章士钊等人筹办刊物,这就是有名的《甲寅杂志》。这份刊物反映了黄兴、章士钊的革命思想与观念,被后人称之为“黄克强的私人喉舌”。该刊从1914年5月起,到1915年11月终止,共发行10期。显然,他经办这份杂志,也是有着公司式的影子。这之后,章又接着办了《甲寅周刊》与日刊,以宣传其思想与主张。
  这几份刊物,章士钊本人非常重视,并且与近代史上不少知名人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为学术界所重视,已有多篇文章展开讨论。笔者在这里不作过多论述。但必须指出的是,同吴宓的《学衡》相比较,人们看到他的更多的是政治与思想价值,而忽略其经办的模式与经营的艰难。
  章士钊曾留学东洋、西洋,专门学习法律与哲学,在形式逻辑方面有(G矍辑指要》一书总结他的研究成果。法律上,除了做段祺瑞的司法总长外,则以律师事务所和从事律师职业闻名。
  抗战胜利后,据章含之回忆, “父亲回到上海后,我们家就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号。同时这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着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出庭辩护。”闭其实,章士钊一生两度执律师业,在近代中国影响很大。他义务为陈独秀辩护,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
  同时,抗战胜利前后,章士钊在一度组党不成后,曾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以实现早年实业救国的梦想。从目前查到的资料来看,主要是组建太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笔者有专文研究这个问题,此处不详细介绍。
  据许德珩的后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 “由章士钊先生担任董事长的聚义钱庄因为黑账、空股和欠款等问题涉讼且败诉。因不服法院的判决,章士钊先生多次致函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罗瑞卿、秘书长陶希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和我祖父,为聚义钱庄的问题开脱,希望改变法院的判决。” 章士钊本人并未涉及聚义钱庄具体的经营管理工作,后经请示周恩来总理,以退回章士钊聚义钱庄的股份而结束。
  由此可见,章士钊不仅经营公司,而且还参与过钱庄的经营。
  章士钊的思想相当复杂,近年来,不少人开始关注章士钊的经济思想,除了对其农业立国的思想探讨外,还列出专章研究其产业经济思想,圈这些探讨是难能可贵的。笔者不敢贸然评价。由于笔者长期关注章士钊的研究,却有些自己的想法。
  从上文可以看到,章士钊经办的公司,大多为革命而建,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则胎死腹中,其中原因不必一一详谈。但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其经济思想。
  如抗战前夕筹建的太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全国的胜利,胎死腹中。这一结果,正如陈云章在《}乙章士钊先生》中所说: “1948年初,马歇尔回国,和谈破裂,国民政府在其权力所能达到的地区,成立各级戡乱委员会,烽火弥天,全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梦寐以求的建设团结、和平、自由新中国的愿望,到此尽成泡影。”哒大约就是其真正原由。
  章士钊以传统守旧的形象留在中国文化界,而又以思想先进,敢冒天下先在中国法律、哲学、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对他的思想,中山大学哲学教授,着名的近代文化研究者袁伟时评价较为公允。他说: “191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是以反思辛亥革命为主轴的。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 ‘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地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而且他反思的角度和深度,有些地方也远胜不少后来者。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 “这一时期章士钊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 “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 “扞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
  “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
  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制。”
  作者清醒看到,章士钊的经济思想与民主、法制紧密相连。而不是单纯的论述经济问题。从章士钊所经办的公司也可以看出,他不是谋个人之利,也不是为了发家致富。谁都知道,全国解放时,章士钊既无不动产,也无动产,借住在朋友家中,算得上真正的无产阶级。
  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尽管不成体系,但尤如其思想体系一样,也是以调和为主。他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又有着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这就使他不盲从,不附和。在经济建设上,他主张发展经济、搞活流通。抗战胜利的筹办的公司就是实际行动。
  同时,他针对我国的国情,又主张以农业为主,首先解决吃饭生存这一基本问题。他早年的农业立国主张,固然有许多不足,但出发点是符合国情,想解决当时千孔百疮的局面。 当时,根据实际情况,章士钊这一代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前期经办的公司, 目的均是为革命而设,因而也与革命成败伴随始终。
  章士钊的这些经济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人们留心于辛关于工商管理专业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思考亥革命后章士钊思想的特点,却往往忽视抗战胜利后章士钊思想的转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思想的变化。统观章士钊的一生,经济思想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又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当然,作为时代里程中的一个,章士钊不可能提出完整的思想体系,特别是比较好的经济思想体系。
  章士钊思想源自现代西方,作为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部分的经济思想也与时代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在当时条件下,章士钊以西方先进经济思想开办公司,在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章士钊不谋私利,重农又重商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湖湘文化与西方先进思想结合的产物。
  近世以来,一大批先进的湖南人向西方学习,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展经济基于价值链视角的MBA教育创新思考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两江总督陶澍的漕运改革,由河运改为海运,充分发挥商人的优势,一改长期停滞不前的晚清重大粮食运输问题,受到后人称赞。魏源的“师夷”思想,代表着近代湖湘人开放的思想理念。这种敢为天下先,勇于任事的精神,在近代史上居有里程碑的意义。章士钊的经济思想无疑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发挥了他学贯中西,敢想敢干的特点,在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影响很大。他的以农立国,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农业合作社的起源。有人甚至以为,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友谊,不仅是感情的,也有着思想的渊源,毛泽东在不少方面受到章士钊的影响。18}当然,这只是一种对现代中国农村建设的诠释,他无碍于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也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
  研究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的与国情相结合,重农又重商,虽有调和的观点,但仍难能可贵。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谋天下之利,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徇私舞弊。章士钊是典型湖南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傲骨与志气,从不做苟且之事。这对今天的贪官、奸商不能不说是最好的一面镜子。
  经济思想是一个难以一言能尽的话题,章士钊的经济思想庞杂,往往融入他的许多文章中,需要做大量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但我们从他经办的公司情况,可以大致了解一些。至于怎样全面评价,则需要专家们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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