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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司法下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

来源:硕士论文网
  

        戴建志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一个专业领域。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审判的司法政策, 已经初步形成体系。它成熟的标志是专注于提供司法活动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使从事知识产权审判的法官有了明确的方向感,特别是其中的法哲学思维的说服力,增强了法官运用司法政策的理性与自觉。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体与用的关系是被反复论述的诸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者,所以用;用者即用其体”。这说的是“体用一源”和“体用两全”的道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的并举,就很好地注释了这个道理。
  司法政策之体:承载法治精神和司法规律的公正司法
  司法政策是司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及司法活动的政策性指导文件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中包含三个要素:第一,制定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它不仅在司法政策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在政策的执行上发出权威信号;第二,行为准则具有政策工具的~ 般特点,它不仅出于现行法律精神,也把社会发展的脉动留在政策执行的运行中;第三,调整对象是某一方面的审判活动,它不仅眷恋以往的司法经验,也热衷于理论塑造提升司法实践。认识这三个要素,研究这三个要素,使我们对司法政策的制定和运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为公正司法的拓展,为司法公信力的加强,确定了一个再探索的关注点。
  司法政策中的公正司法原则是一个政治承诺。毛泽东非常重视政策的运用,他曾经将政策和策略与共产党的生命联系起来。政策的重要性是因为运用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向整个社会、向广大群众表明事业发展的趋向和最终目标。司法政策直截了当地表明公正司法的政治意义:不仅在内容上反映现实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现阶段的政治发展,也在观点和主张上表明制定者的政治倾向及政治态度。坚守公正司法原则,是一个政治定位,即知识产权案件的种类可以划分。但是公正司法理念是不可分割的: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方法可以变化,但是公正司法理念是不容改变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的公正审理是相对的,但是公正司法理念是相对中的绝对。有学者曾经担心,法官不能“更加纯粹地依法裁判”,因为对法官的要求太全面,要考虑法律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还要考虑自身的保护问题,“到底哪个标准为先?”实际上,这里混淆了裁判标准和素质要求的区别,之所以从多个角度规范法官行为,正是为了培养一种在司法过程中有更为深刻的思维和理性判断的法学家素质:尤其是善于把握司法政策,使法官在司法活动中通过司法政策解决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如何用司法活动影响社会的问题,并由此深刻体会政治内容、接近政治领域、融入政治实践。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具体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法院通过履行审判职责,为来自国内国外的司法请求提供服务。在此,司法政策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判断,以及试图将案件审理结果放在特殊条件下来衡量的一系列作为,透露了司法主体对政治内涵的法律解读,记录了公正司法的历史研究和心得。
  司法政策中的公正司法原则是一种法律承诺。司法政策表明,通过阐述法治精神和发挥司法特殊作用。使每一起案件的审理——无论是为社会所关注的案件还是默默无闻的案件——都融入这种规范的和立足于规律的公正司法,而不是提倡简单的政治口号或者毫不稳定、无法捉摸的思维方式。我们深知无论体制、机制的环境条件怎样,案件审理的结果最终仍然要归结到法律上去,是否经得住时间甚或历史的检验,没有不从法律的角度来评说的;司法活动的性质是认识问题的起点,它是附着在法官身上的烙印。不管上面堆积了多少灰尘,箪掉了,裸露的仍是适用法律的职责。应该承认,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要彻底排除“复杂性的社会博弈”是不可能的,如果说需要勇气的话,那就是尊重关于公正司法的常识的勇气。恩格斯说过这样的话:“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公正司法是需要深入论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不需要论证人人都知晓的常识:没有公正,司法活动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就失去了公信力的基础。大道至简,是说本源的东西往往是简单的,不需要华丽的包装。在司法活动中,任何一种不顾常识的言行,任何一种造成常识变故的结果,都是忘记了常识是人情世故所在,是事物的本质所在,更重要的是法律内核所在。
  在体与用关系中,所谓“至微者理也”,是说体是带有根本性的东西,是潜伏在事物中的理。在司法政策中,法治精神就是这个根本,司法规律就是这个理。2012年2月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研讨班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准确把握当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讲话中论述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加强保护、分门别类、宽严适度”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本政策。如果说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应对审判实践中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司法政策表现了一种塑造司法活动的领导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基本政策则提供了一个携领其他相关司法政策的运用和落实的“把手”。在这个政策中包含了法律适用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展现了法律适用的辩证思维。按照法律规定,对知识产权予以司法保护是明确的,对于侵权行为予以强制性惩罚是坚决的,谁也不能阻挡这个既源于国外也源于国内的发展趋势,由此各级法院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要保持加强知识产权审判的态势。但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看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在司法保护方法上保持一定调整空间。有学者说法律本身并不提供方法论,也有人说法律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的固有方法。不管怎样,知识产权司法是离不开方法论的。一是要分门别类,在知识产权共性基础上,注意分析不同知识产权自身的属性和特点;二是要强弱并举,体会强保护和弱保护这两种方法所带来的实际效果,不使过高或过低的司法保护现象干扰司法活动的价值取向。在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宋健在“善于运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一文中有深刻体会:“知识产权案件已经进入精细化审判的阶段,就是对那些疑难复杂的案件,要求法官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精神以及知识产权司法政策,结合个案权利特性和被控侵权行为的特点,综合各方面因素,作出恰当而公正的裁判。”我们欣赏“精细化审判”的提法,是因为它准确把握了公正司法的前提条件,强调了法官忠于职守的基本态度。
  司法政策之用:反映价值考察和利益平衡的公正司法
  人民法院报社新挂了一幅书法在墙壁上,内容是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里的“妙”字让人想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一段话,他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这个“妙”就叫做灵活性。即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适应形势的方法。司法公正是法官必须用铁肩担当的职责,是司法政策的原则性所在,但是为实现这个原则性,还要有策略上的思考,从纷乱中理出条理,从不确定中看到确定因素,由此写就司法公正的大文章。这就是所谓的“由用以得体”,即在具体事物的运用中说明本源的存在,达到根本的目的。
  邓小平说过:“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政策是客观环境的产物,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条件下制定的。一项司法政策的出台通常有两个阶段:发现政策阶段和制定政策阶段。发现需要敏锐的眼光、准确的判断,确定司法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制定需要果敢的品格、智慧的表述,善于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三种转型:第一种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第二种是经济结构向创新经济转型,第三种是中国向世界性角色转型。无论哪一种转型都会在国内外引起反响。投影到知识产权审判活动中,给司法活动带来新问题新挑战。美国经济依赖于知识资产,并将其视为主要经济价值。所以,在美国智库眼里,“国际社会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报告中“对加强‘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支持本土研发的强调。”司法实践证明,涉及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特别是涉外案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甚至被放到聚光灯下研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考虑问题是多面的。观察角度是全方位的:既要从司法看社会,也要从社会看司法;既要从国家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看国家。对司法方法的变换,不是为了显现不同,而是为了变得更好,提高对待各种情况的司法能力。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指出“要结合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和审判工作实际,加强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新问题的法律适用和诉讼制度建设的研究,适当借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有益经验,跟踪国际知识产权研究的新成果,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推动调研成果的转化。”这是通过司法政策形式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调研,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司法保障做好准备工作。司法政策提出问题讲究当时或现实的条件:当时没有提出来的,是因为没有条件;现在提出来了,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现在具备了条件,对事物的认识有了变化和发展,所以根据现实提出司法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合法基础上采取合情合理的措施也是必然的。
  司法政策是国家政策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司法政策属于公共政策。但又受到其他公共政策的影响。这就是说,司法活动不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去追求所谓纯而又纯的法律文本的适用。司法活动属于社会,社会发展会成为司法活动的背景。公共政策是上个世纪中叶出现的概念。它强调在尊重和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国家责任。“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这句话经常被人们引用。这里的“经验”是指什么呢?仅仅是法官审理案件的技巧?实际上,就连说这话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都没有确定精确的内涵和外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法律的逻辑推理中走出来,通过“对时代必然性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追求可以产生实际效用的司法正义,是一条取得或保持法律生命的途径。司法政策就是这样的经验,它来源于人民法院集体对时代的感悟和认知,是对社会政策和社会信息的法律思维;尤其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的情况,发现和制定为社会所支持、认可的司法政策,使司法活动不至于根本就不能稳固地、有说服力地说明自己的裁决结果而转为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当然,如果能通过每一起案件审理让人们感受到公平正义。甚至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动社会进步,则是对司法活动的更高要求。
  在体与用的关系中,所谓“至著者象也”。是说“用”是有形的、可视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事物现象。体在用中,用不离体。司法政策是法治精神和司法规律之“用”,其生动性就在于由此指导的司法活动表现了一个宏观与微观结合、现实与目标统一、导向与标准协同的全局性思维品格。所以说,如果能持续地关注各个时期相关的司法政策,分析其中的连续性、关联性。看到司法背景的变化和司法价值的彰显,则是一种善于把握司法政策的智慧,是一个正在成就的有作为的法官。有人说:之所以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况,是因为实践中“存在一个选择性适用法律和权力行使空间问题。有很多法条都可以援用,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应该说,选择法条的过程,就是考验法官业务素质的过程。司法政策是司法价值的深度开掘:有些复杂、疑难案件依法而简单处理会有很好的社会效果:有些看似简单的案件,却需要比较复杂的司法思维才可以避免问题恶性发展。评价公正司法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任何抽调社会发展阶段的司法活动,其预期效果都是要打折扣的;把公正司法放到更大一些的社会领域中去理解和思考,正是为了通过司法活动有效地、彻底地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201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在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特殊情形下,考虑作品使用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被使用作品的性质、被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使用对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等因素,如果该使用行为既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至于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正当利益,可以认定为合理使用。”在此,司法政策通过揭示社会背景和价值分析,引导法官认识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向,直至影响司法推理过程,“巧妙地从一个方法过渡到另一个方法”,(列宁语)最终达到促进商业和技术创新,充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司法目的。正是这种把带有全局性、代表性、倾向性的问题和现象,及时准确地加以剖析和阐释的创新思维,把握了公正司法的主动权,使司法政策每一次理论水平的层级上升,推动了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在一个开放的、规范的、持续的状态下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
  虽然司法政策不是直接用于个案审判的标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策体系一旦形成,对法律适用的导向和指引作用就愈发显著,给予司法活动的影响就更加深远。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孔祥俊在“知识产权审判践行司法公正”一文中指出:“在知识产权审判中。我们始终注意通过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和典型判例。尽可能澄清法律标准和维护法治统一,确保法律适用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同时,还尽可能促进主观标准的客观化。”司法政策与司法解释、案例指导之间的特点或功能显而易见,由此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交叉和相互印证的司法工具。在司法活动中,它们从不同角度引导和指示法官认识法律文本。有宏观的、有微观的,还有实例说明,或者说,这里有明确的法律标准和周密的法律推理:有法律的价值判断和实际利益的衡量;有典型案件的事实认定和具体法条的准确援引,这些都为公正司法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思维。在复杂、疑难案件所带来的各种挑战面前,如果法官能够全面运用,并善于运用这些司法工具,就不会表现得心烦意乱,也不会做出过度反应;一旦发现法律适用的着眼点。就确保案件的审理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准上运行。应该提到的是,司法政策不是法官的裁判秘籍,不仅法官要深谙其中精神,案件当事人及社会方面也应知道司法政策的存在和内容,听到人民法院关于司法活动的声明,看到司法价值取向的趋势,所以,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的宣传也应属于公正司法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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