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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与技术政策、技术伦理的协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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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引言
  法律、政策、伦理已经成为控制现代技术的重要手段。
    其中,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强制性、规范性等特点,“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T具”H],人们制定了诸多具体法律制度来控制技术。更多地关注技术法律控制的有效性,却忽视了法律在控制技术过程中的局限性,导致了“法律万能主义”思潮。而技术政策、技术伦理在现代社会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法律、政策、伦理分属于法学、行政学、伦理学等不同的学科,人们也同样忽视了政策和伦理对法律控制技术的强化功能,因此,在控制技术的过程中,分析法律控制的局限性。有针对性地提出技术政策、技术伦理与法律控制的协同对策,无疑对于实现技术法律控制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现代技术法律控制边界难以确定技术“无条件的扩张”.使其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法律对技术控制也必须随着技术的扩张而不断进行调整。但是这种扩张是建立在一定的限度和边界之上的,法律不能逾越自身的边界去控制本不属于自身控制的技术关系。尽管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得出结论,“设立法律制度的同时。应该严守边界。不能苛求由技术异化衍生出来的所有问题在法律制度中都找到解决答案”
 [2],法律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超越自身的边界。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技术法律控制的边界限定却变得越来越困难。
    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技术持续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技术持续进步也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不再如古代技术和近代技术关系那样相对单纯,只需技术规范和专利制度就能有效地解决技术问题。
    面对复杂化的现代技术,法律在其“管辖区”内,仅靠自身的控制力量解决技术问题显得力不从心。如网络空间(Cyberspace)引发的社会问题。“……吸引了许多坏人、盗窃分子、诈骗犯和故意破坏分子,它还是恐怖主义的避风港”,3]。网络空间所产生社会问题与传统的犯罪活动不同,如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使犯罪分子完全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法律无法确定犯罪主体;网络空间的超地域性,由于各国、各地之间的对同一技术行为的解释存在着法律差异。
    这给执法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法律控制的有效性备受质疑。面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了“……对这些问题负起道德上的责任。也就没有必要等候新的法律或法规出台。而是规范各自的团体行为就可以解决”[4]
    等以道德伦理控制来弥补法律的局限性。由此可见,面对持续进步的技术。面对问题重生的技术社会。单靠一种手段很难实现技术控制目标。可以采取技术自身控制、道德伦理控制等方法来弥补法律控制的不足。但问题是法律如何才能处理好与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关系。它既不能超越自身的边界,也不能在自身边界内无所作为,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法律这种刚性控制手段和道德伦理等柔性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1999年,欧盟通过了长达50页的立法,指导人们如何使用安全套㈨。避孕技术法律控制的历史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现代社会避孕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如何使用避孕技术成为人们自由选择的问题,属于私生活范畴,法律无权干预,应该属于道德伦理控制范畴。因此,尽管我们提倡法律与技术其它控制手段合作,但控制手段之间如何做好分工与合作,特别是确定法律控制的边界,既不能控制过度,也不能控制过弱,这无疑成为技术法律控制的难题。
    2现代技术政策与法律的协同解决技术法律控制边界难以确定的难题。关键是要加强法律与其它控制手段的合作。强化技术政策、技术伦理对于法律局限的补充作用。实现法律与政策、伦理的协同发展。技术政策是国家为了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定时期的技术发展目标、技术发展方向以及应选择的技术。即关于发展什么技术、限制什么技术、淘汰什么技术的政策。技术政策作为行政机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针对性强。任何技术政策都是为解决一定环境氛围(即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中的技术问题而制定的;二是时效性强,在技术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随着它们效力的发挥和环境氛围的演变,会迫使行政有关部门不失时机地调整、更新。以期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解决新问题;三是普遍性强,技术政策调整社会关系广泛,影响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的利益取向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行为。“如果一个社会不在政治取向上获得最低限度的一致,那么它的良性运作与正常发展便是根本不可能的”…技术政策可以对技术主体思想进行统一与整合。
    由于技术政策具有如上特征。各个国家主要通过技术战略、技术规划、技术组织将技术发展引导到符合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方向上来,发挥着技术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技术的健康发展。以日本为例[91,伴随着日本贸易立国战略的实施。日本技术立国战略由来已久。在20世纪80年代,该国技术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重视应用研究为主的技术政策转向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技术政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承了产业革命时期的技术政策,即技术引进--技术改良--技术普及。
    通过一系列技术政策的实施。日本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在诸多技术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不满足于以“拿来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技术战略了。日本技术立围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技术研究重心由应用研究向理论研究转变,其标志之一。就是1986年3月通过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强调日本今后技术发展的基本方向是重视国际性。而1988年5月。在“与世界共存的日本--经济运营五年计划”中。进一步重点强调了加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由于日本技术政策的转变。日本信息技术对El本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传统的汽车业、钢铁业、石油精炼业和金融保险业。由此可知,技术政策在促进现代技术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1995年日本才制定了第一部有关科学技术的根本大法,即“科学技术基本法”.
    法律只是把统治者惬意的现实体制、秩序“定格于历史的瞬间”,面对不断发展的技术,法律无法遏制其滞后的趋势,所以,法律需要其它灵活有效的社会规范及时修正、补充、协调和完善。而技术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及时性和一定的权威能力,可以填补法律的“短暂空白”,日本技术政策发展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技术政策是填补法律缺陷的良材。然而,法律即使存在一定的缺陷,也不能否认法律作为技术控制的根本手段,“任何社会的凝聚。包括现代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依赖于某种形式的法律框架。从而,任何国家的政策也必然是安置于该国相应的法律框架之中的。特别是,国家的科学政策是安置于国家法律体系之中的”[1]。技术政策只能是辅助性工具,因为它缺乏刚性,比较随意,弹性较大,稳定性差,不能作为维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力量。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政策为主导的社会调控手段已被政策与法律并存所取代,法治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正因如此,日本对技术政策与技术法律进行了有效衔接,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该部法律第1条就指出:这部法律通过制定有关科学技术振兴的基本措施和对策,综合性地、有计划地推进这些措施和对策。它就是技术政策的法律化,为技术政策提供稳定的制度保证。那么技术政策如何转化为法律呢?前文。我们在分析技术法律控制用境的时候已经指出,技术政策与技术法律之间应该明确界限,不能超越彼此的”管辖范围“.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技术政策法律化至少应该符合以下3个条件。
    第一,技术政策法律化事项要适合法律调整。政策与法律在控制技术的过程中,有共同的控制事项。但不等于技术政策所调整的事项都能由法律调整。因此,要转化为法律的技术政策,应当是适应法律的一般特征、适宜法律调整的事项。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从技术政策的价值层面来讲,技术政策应当符合法律的正义、公平、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基本价值属性。即技术政策应当是符合社会公益的技术政策;从技术政策的形式层面来讲。技术政策应当符合法律的基本特点,这主要包括:公开性、稳定性、连续性、严谨性、实用性、明确性、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等[12].即技术政策应当是具有可操作性与普遍约束力。能够规范技术主体权利和义务的事项,才能顺利转化为法律。一般而言,对社会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政策应该上升为法律。这些政策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为了保障这些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应赋予它以法律效力,使之上升为法律规范,获得法律强制力,从而得到普遍的遵守。
    第二,技术政策法律化时机要相对成熟。我们知道,现代技术具有变动性特点。政策能够很快地作出回应。但是对于处于摸索过程、尚不稳定的技术政策就不适合转化为法律。法律必须是稳定的,可以固化的,因此,技术政策法律化要把握成熟的条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机成熟,即该项技术政策确实有上升为法律的必要,政策转化为法律在现实情况下是可行的。能够被社会公众所接受、普遍遵守的。而有时,技术政策虽然符合法律转化的内容标准。但是不一定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和接受。那么就需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引导,在公众接受后进入法律转化程序;二是政策本身成熟,即技术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检验,它的内容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那么这样的政策应该上升为法律。因为以法律的形式更有利于它的贯彻实施。
    第三,技术政策法律化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政策转化为法律。是政策与法律这两种不同的控制手段之间发生转化的机制。其运行具有一定的逻辑,基于一定的条件,遵循一定的程序,体现两种不同控制手段的有效协同。这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技术政策评价程序。评估技术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和时机的成熟性等为主要内容。即是否具备了法律化的基础和条件;二是技术法律制度建议程序。技术政策制定主体(一般为行政部门)向技术法律制定主体(一般为立法机关)提出建立法律制度的建议;三是建立法律制度正当程序,即技术政策法律化的听取意见制度、论证与协商制度、公开与说明理由制度、避免偏私制度等等。
    3现代技术伦理与法律的协同法律与道德伦理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法哲学永恒的话题。德国着名法学家耶林(Rudolph von.I}lering,1818-1892)曾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也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现代技术法律控制的趋势。并不意味着技术伦理机制功能的衰退,相反,更应该重视技术活动的伦理机制作用的发挥。在中国。”伦理“最早见于秦汉时《礼记·乐记篇》,按照后人的引申解释,”伦理“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伦理对技术发生作用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调节技术与人类、人与自然、人类自身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相对于法律来讲,技术伦理控制对技术来讲是一种”软约束“.但却可以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法律在思想领域是没有”管辖权“的。法律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正需要道德伦理之无孔不入的封堵和弥补。为法律提供一种发展方向上的指引,来保证技术法律协同控制目标的实现。以美国否决千细胞研究法案为例㈣。美国总统布什否决了国会提交的一项扩大联邦政府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资金支持的法案,这是一年之内布什第二次否决干细胞法案。近年来,美国科技界、政界要求放宽这一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认为美国不仅在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已经大大落后。而且越来越多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被迫转向别国寻求发展。但布什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不让步,并称这是”不能逾越的道德底线“.这个案例是采取禁止法律通过的方式,来禁止技术主体进行胚胎千细胞研究,其基本依据就是该项技术研究与技术伦理相违背,说明了技术伦理对法律的支撑作用,伦理对技术的诘问和质疑,为法律控制技术提供了基本价值取向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证明。保证技术法律机制始终沿着”善“的目标发展。
    在现代社会,由于高技术(如生物技术、核技术等)的快速发展。引发了许多社会伦理问题(如变性人、克隆人、试管婴儿、安乐死、借腹生子等)。人们呼吁运用技术伦理的价值标准对技术研发,判断”是“与”非“,取舍”恶“与”善“,评说”应该“与”不应该“.但是,技术伦理这种价值定位固然从理论上匡正了技术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当靠技术主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依靠道德的良心和内心的良知--这些被尊称为”技术道德灵魂“的精神支柱却不足以防范”技术之恶“的时候。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介入就成为了必要[16]。当然,这种必要是建立在技术伦理的价值评判基础之上的,正如罗尔斯(John Pawls.1921-2002)指出。离开制度的正当性来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那只是充当一个牧师的角色。即使个人努力地遵奉这些要求。也可能只是一个好牧师而已。的确。技术伦理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责任伦理学家所常讲的”要为未来和历史负责“是很难具体实施和发挥作用的,这是技术伦理的明显缺陷[18]。由于。”法律是基本的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19],技术伦理和法律的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如果要将技术伦理的观念、规范从空想变为现实,就必须实现技术伦理法律化,将技术伦理观念、规范转化为法律制度。一方面。为技术伦理提供强制性的力量保证,另一方面为技术法律内部控制系统提供价值导向。在实现技术伦理与法律协同的同时,实现技术法律控制目标。但是,同法律与技术政策的协同一样,法律与技术伦理毕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技术伦理法律化也必须遵循一定的条件或者说一定的限度。我们认为。主要应包括3方面内容。
    第一。技术伦理法律化要坚持技术伦理对法律价值理性的指引。技术法律控制的目标就是法律作为社会公益的”代言人“,根据其价值理性的指引,通过其制度性力量,保证技术正价值实现,抑制技术负价值产生。同时,法律与伦理的价值取向在控制技术时是基本一致的。正如霍姆斯删(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所说:”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因此,在技术伦理法律化的过程中。首要原则就是发挥技术伦理对法律价值理性的指引功能,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如果失去道德合理性,自然也就丧失了其内在的价值理性依据。如法律对技术活动中出现的负效应的控制。就是基于人道主义精神的道德需要而进行的,对克隆人技术实验、活人体技术实验、细菌繁殖技术实验,核技术试验等等的法律控制都是例证。所以,在技术法律控制过程中。要保证法律自身从道德伦理的”精神气质“中寻求支持,确保法律不被技术工具理性所异化。避免成为技术工具理性的”附庸“.
    第二,技术伦理法律化要正确把握转化的伦理内容。
    我们知道。技术伦理还调整技术主体的思想活动,这弥补了技术法律控制的不足。但是,在对技术伦理调整的技术主体的行为方面,哪些伦理内容适合转化为法律呢?这涉万方数据-88·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矩及到了伦理自身的分层问题。一般来讲,伦理自身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有序化层次,它的内容是维护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第二个层次是超越的层次。即提高生命质量的层次。它的内容是对最善的探索和追求[2l]。法律只能对第一个层次的伦理进行转化,而对于第二个层次。由于涉及到超越生存目的的追求。涉及到技术个体的内在体验性和个体多元性,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进行制度设计。那么,对于第一个层次,技术活动中相当多的层次和环节是依赖于技术的自主理性和技术组织(如协会、社团等)的自治自律来解决的。在法律的”触须“不宜触及或无法驾驭的地方。还只能由技术主体的道德自律和技术共同体的伦理规范来发挥调节作用。如技术活动中的越轨行为、技术成果的同行评议等不宜由国家立法来干预,否则会损害技术活动的自治精神,甚至违背技术活动自身规律性需要,从而会助长”国家法“的主观任性而舍弃技术活动中社会”伦理法“的自我调节功能。当然,技术活动中的某些陋习。如同行相轻、学阀作风、论资排辈、”马太效应“等则并不利于技术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与技术法律精神相悖。应予以摒弃或通过法律来加以规制。
    第三,技术伦理法律化要正确把握转化的限度。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技术伦理法律化,并非技术伦理的全部法律化,而且由于伦理和法律自身的规律性特点,也不可能全部法律化。技术伦理法律化,与技术发展需要和具体道德要求的社会重要程度直接相关。对其它技术主体的权利义务没有较大影响,与社会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道德要求,如前文所指出的法律规定如何使用避孕套技术,这样的道德要求就不宜转化为法律。”法律不曾也不能涉及道德的所有领域。若将一切道德的责任尽行化为法律的责任,那便等于毁灭道德“矧。只有准确把握技术伦理法律化的限度,使得伦理与法律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技术法律控制的机制框架内,相互补充和制衡,才能保证技术法律控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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